核心觀點:

1、深圳40年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如何晉升為世界聞名的大城市,還面臨較多挑戰。這些挑戰不是短期採取一些措施就能立竿見影解決的,很多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和積累。

2、未來的對外開放最主要是要對標國際規章制度,考慮雙贏和對等,不能只對我有利的開放,對我有挑戰的或我不需要的就不開放,國際合作要考慮雙方的利益。

3、對於中國來説,現在重要的是如何進一步融入世界,進一步展示出我們在強大之後,仍然能夠跟世界和平相處,能夠為世界帶來發展機遇。這是緩解中美矛盾以及中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矛盾的關鍵。




“對於中國來説,現在重要的是如何進一步融入世界,進一步展示出我們在強大之後,仍然能夠跟世界和平相處,能夠為世界帶來發展機遇。這是緩解中美矛盾以及中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矛盾的關鍵。”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海聞近日在接受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

經過8年談判、覆蓋15個國家的RCEP協議終於簽署。海聞表示,RCEP協議表明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姿態和決心,也進一步表明了中國願意按照世界規則跟其他國家一起來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舉動,產生的正面影響非常大。

展望2021年的中國經濟,海聞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及中國經濟都出現了負增長,由於基數較低,明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將出現超過10%的正增長,全年經濟增長至少會達到8%。

如何通過更大的改革和開放跟世界各國實現合作共贏,是一個挑戰

新京報: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週年,你認為深圳特區不斷髮展進步的關鍵因素是什麼?怎麼看待其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挑戰?

海聞:深圳取得成就源於三方面,一是相對自由的市場體制。寬鬆的户籍限制使得勞動力的流動相對自由。“來了就是深圳人”,有利於吸引各類人才。較大的對外開放程度則吸引了很多外資和內資。

二是充分發揮企業的作用,尤其是民營企業。深圳發展最快、做得最好的企業幾乎都是民營企業,如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等,還有很多小的不出名的民營企業。它們是經濟增長的活力源泉。

三是政府做好服務工作。對比很多地方特別是一些落後地區,政府動不動就去管企業,給企業提各種要求,限制企業發展,深圳政府更加寬容,並且主要是為企業提供服務,管好政府該管的事情。

深圳的進一步發展主要面臨兩方面挑戰。第一,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讓市場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政府解決好“市場失靈”。市場本身不是完美的,經濟發展越快,包括貧富差距、環境破壞、公共設施不足等公平性、外部性、公共性等一些市場失靈的問題就會越突出,但政府管得太多又容易妨礙創新和發展。目前為止深圳政府做得較好,在公共設施建設、貧困人口上學、醫療和住房方面採取了很多措施,但未來能否繼續處理好市場和政府、創新和監管、發展和均富等問題,仍是一個挑戰。

第二,如何促進教育科研、醫療衞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使深圳擁有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真正成為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國際化都市?目前,深圳在經濟發展方面走在前面,但一個城市持續長久的發展離不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基礎科研;而且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怎麼能夠吸引並留住人才,需要醫療、文化、藝術等多方面的綜合發展。這些都是深圳成為世界一流城市的挑戰。

毫無疑問,深圳40年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如何晉升為世界聞名的大城市,還面臨較多挑戰。這些挑戰不是短期採取一些措施就能立竿見影解決的,很多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和積累。

新京報:如果擴大到全國來説,你認為中國經濟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發生了哪些新變化?

海聞:中國的改革是從經濟崩潰的邊緣開始的,首先解決的是短缺問題和貧窮問題。初期對技術的要求不高,企業發展相對容易,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各個階層都從改革開放中獲益,改革的理念和措施也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

現在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物質生活基本得到滿足,要解決的是滿足人民追求生活質量的問題,要解決的是更好和更優的問題。一方面會給現代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的發展帶來很多機遇,另一方面也會使一些利益集團在新的改革和開放中遭受損失。因此,不是所有人都會支持改革,未來的改革和開放難度會更大一些,這是一個挑戰。

另外,跟深圳問題類似,全國經濟的發展也會出現很多“市場失靈”的問題,即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而且市場經濟越發展,這些問題可能變得越嚴重。市場的機制是獎勵能幹的和肯幹的,幹得好就賺得多,幹得不好收益就少。一些公共產品、基礎設施,很難通過市場辦法來解決等等。但是,如果一看到市場經濟出現一些問題,就用管制和控制的手段去解決,一看到民營企業出現問題,就用國有企業或政府直接去替代,就會破壞市場機制和扼殺民營企業創新創業的動力。

因此,當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一些問題後,怎麼來解決也很重要。這也是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對外開放中也有新的機遇和挑戰。原來中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發達國家對中國開放市場,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現在我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經濟實力也越來越強,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下降,很多產業轉移到了東南亞國家。我們現在開始出口的,主要是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製造品。雖然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高了,但同時也更困難了,因為這些產品恰恰是發達國家具有優勢的產品。我們跟發達國家形成了競爭,發達國家也就不會像原來那樣友好地對中國開放市場了。現在的國際氛圍是希望中國更多地承擔責任,而不是為中國提供市場和提供幫助。我們如何通過更大的改革和開放來跟世界各個國家實現合作共贏,這又是一個挑戰。

不能只對我有利的開放,對我有挑戰的或我不需要的就不開放

新京報:疫情影響下,逆全球化的思潮明顯,甚至湧現了一股“去中國化”的説法或趨勢,怎麼看待和理解該趨勢?

海聞:逆全球化或者説反全球化的力量始終存在,因為全球化涉及各個國家的資源重新整合,而每個國家中都有在全球化中受損的利益集團。比如,發達國家的勞工組織始終反對全球化,他們把國內的失業問題歸結為對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特朗普上台後,一直説中國“偷了”他們的工作。

當然,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暴發之前,美國的失業率已降到自然失業率之下,實現了“充分就業”,何來失業?

雖然反全球化始終存在,但近期的一個趨勢是,很多反全球化是針對中國的。其中有幾個原因:第一,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已經展現出一個強大的形象,包括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

第二,中國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跟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所以他們比較擔心中國進一步的發展會影響世界的體制和價值觀。

第三,隨着中國越來越強大,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期望值和要求也在提高。中國當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市場經濟還不發達,很多規章制度跟世貿組織並不完全吻合,但那時西方國家覺得中國比較弱,對他們不構成威脅,所以對中國的要求不是很高。現在他們認為中國發展了,應帶頭遵守各種規章制度,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此外,疫情的暴發使得各個國家之間的供應鏈暫時出現中斷,不少國家在國家安全,經濟安全以及保護本國企業的考慮下,希望逐漸減少對中國製造品的依賴。

新京報:中國應該怎麼做?在您看來,未來我們還有哪些領域的開放待推進?

海聞:最主要的是要對標國際規章制度來進行改革和開放。

雖然我們的農村還很窮,但是作為國家整體確實非常強大,人家現在不把你當作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要求中國的貿易壁壘進一步降低,還有公平競爭的問題,外企跟中國企業享受同等待遇的問題等等。

未來的對外開放最主要是要對標國際規章制度,考慮雙贏和對等,不能只對我有利的開放,對我有挑戰的或我不需要的就不開放,國際合作要考慮雙方的利益。從其他國家的角度來講,他們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也希望進入中國市場來賺錢,我們給不給?

新京報:今年下半年以來,我們一直在強調國內國外雙循環,但是國內也對此產生了一些爭議,你怎麼看?

海聞:“雙循環”其實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是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都存在。最近強調雙循環,實際上主要強調要充分利用國內市場。

提出“以國內循環為主”戰略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原來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遭遇阻力。比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對中國部分高科技產品和公司進行打壓;且疫情期間,很多經濟交往和產業鏈中斷,我們也不確定疫情多長時間能夠緩解,也不確定中美關係什麼時候能夠有所改善。

二是國內市場發展的時機到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本國的市場也就慢慢成熟,中國現在市場購買力相當大,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本身也有能力建立一個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

“以國內市場為主”,既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是應對當前反全球化、去中國化以及全球疫情沒有得到控制的發展戰略。如果疫情一直沒有很好控制,中美關係以及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得不到緩和的話,國內市場是有能力讓中國經濟進一步得到發展的。

新京報:具體的突破口在哪裏?

海聞:從兩個角度考慮:在擴大需求方面,一是要打破地方保護,建立國內統一市場。中國雖然人口眾多,市場很大,但並不意味着這是一個比較暢通的市場,例如,許多省市存在着地方保護主義,外省的商品和服務很難進入。真正實現內循環,必須要打通國內的流通渠道。

如何去掉地方保護?可以通過法律來禁止地方保護主義,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問題。許多國家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房產税和銷售税,所以無所謂企業在不在本地註冊,也不在乎其他地方的企業來本地發展。但是中國的地方税主要來源於當地產業。保護地方企業,實際上是保護地方政府的税收。要想打破地方保護建立統一的、流通順暢的國內市場,可能需要進行税制改革。

二是要提高中國老百姓的購買力。現在居民收入在增加,但工薪階層的所得税率仍高,税收起徵點又低。怎麼能夠進一步的減税,提高居民的實際購買力,讓國內市場有能力消費這些產品和服務?

從供給角度來講,要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不斷生產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替代進口的商品和服務,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物質和精神追求。

新京報:民營企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海聞:“雙循環”中民營企業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補短板”方面。民營企業的機制決定了他們既有利潤的動力,又有競爭的壓力去不斷尋找市場,不斷創新產品。民營企業對市場的靈敏度很高,知道人民羣眾需要什麼樣的產品和服務。因此,在“雙循環”的戰略中,在未來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中,要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

對此,政府要切實提供相應的服務。雖然我們一再強調民營企業的重要性,但在實際操作中,民企在貸款方面、在融資方面,甚至在找一些政府項目方面,或多或少還存在困難。

明年中國經濟至少實現8%以上的增長

新京報:疫情衝擊下,中國經濟率先修復,不少經濟指標都已經由負轉正,展望明年,你怎麼看?

海聞:今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響,中國經濟是負增長。二、三季度實現了正增長,但都沒有達到往年的正常狀態。當疫情完全被控制以後,經濟增長還會回到正常的軌道上。

因為今年第一季度增長率是負的,基數很低,明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長一定超過10%,甚至15%的增長都有可能。明年全年可能會超過10%,至少會實現8%以上的增長。

新京報:增長的質量怎麼樣?

海聞:明年的增長應該可以回到正常軌道上來。現在看來,即使在國外疫情沒有控制的情況下,我們的出口增長也會較好,因為國外經濟不景氣,他們的生產能力也受到影響,需要從中國進口商品。中國近幾年出口高科技產品,尤其是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我覺得會繼續增加。

從這個角度來講,國內的需求是保底的,國外的需求也並不會因此而降低太多。由於今年基數較低,所以明年經濟增長會特別高,但是後年又會降下來。

新京報:東盟十國以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15個國家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您如何看待RCEP的影響,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關係的未來?

海聞:中國參與RCEP,表明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姿態,也表明了中國願意按照世界規則跟其他國家一起來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決心。

該協議得到了其他14個國家的參與,尤其在反全球化和中美衝突的趨勢下,在大家對中國懷疑和不滿的時候簽訂這樣一個協議,產生的正面影響非常大。實際上反映了這些國家對中國的認同和信任,相信中國會繼續推動改革和開放。RCEP的簽訂,會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貿關係,對進一步推動全球化也將產生積極的效應。

新京報:就大家關注的中美關係而言,拜登當選後對中美經貿關係有什麼影響?

 

海聞:其實我們不必太關注誰當選美國總統。拜登還是特朗普,可能只是表現形式不同。目前,美國兩黨對中國的態度基本是一致的,只不過是激烈衝突還是緩慢衝突的區別。

 

對於中國來説,現在重要的是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如何進一步融入世界,進一步展示出我們在強大之後,仍然能夠跟世界和平相處,能夠為世界帶來發展機遇。這是緩解中美矛盾以及中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矛盾的關鍵。

 

我們要讓世界人民知道。中國的發展和強大給世界帶來的是和平和發展,帶來的是利益而不是所謂的“威脅”,就能取得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信任,那麼我相信中美關係也不會繼續惡化下去。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胡萌 編輯 李薇佳 校對  王心